演讲&可视电话会议文稿

从硅谷看资本市场和生产力发展
希尔顿·鲁特

目前在中国随处可见新兴的科技园。和中国许多大城市一样，北京、上海、南京和合肥斥巨资兴建最新的设施。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即成为中国的硅谷。他们有着必胜的信念。他们为吸引人才建立了配套的住房和娱乐设施以确保他们生活得舒适。中央政府支持地方政府提供一系列的奖励措施来吸引留学海外的工程师回国工作。那么，是不是建设了合适的结构，聘请了有合适资历的人员，其他的一切就会遂人心愿了呢？要想了解这种期望是否有根据，我们需要研究一下硅谷是如何成为高科技革命的典范的，以及它是如何战胜了全球众多的竞争对手的。它成功的核心要素有是什么，它能被复制吗？

   
解剖知识社会

1975年到1990年间，硅谷创造了大约15万个就业机会。到1990年它出口了价值超过110亿美元的电子产品，超过全美出口总额的三分之一。硅谷挑战了纵向管理公司这一传统遗产，并为二十世纪美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做出了巨大贡献。纵向管理的公司通过一套指挥和控制系统控制了大批独有的资产。通过这种方法使得许多市场风险被内在化了，从而抓住了规模经济的种种好处并建立起对市场的控制。

而硅谷的成功则是信息时代的典范。它来自于遍布整个行业的松散的网络，而这些网络是不受公司界限的限制的。这种开放促进了复杂并相互关联的技术的从业人员之间的相互学习和相互适应。公司之间在互相学习的同时相互竞争。他们交换经理、老板和债权人就象交换员工和零部件一样轻松，竞争对手们非常了解彼此的活动。员工们不断地流动。短暂、不断的流动和不定性这些美国人的性格特点从来没有被用于生产用途。这些都与那种员工们被动地接受管理层所制定的目标的传统的公司模式有很大的区别。

传统结构下的公司生产产品的速度远不能与硅谷公司相比拟。这就是硅谷最终战胜了马萨诸塞州的128号公路技术走廊的原因。后者汇聚了大型的、资本雄厚的公司，靠着政府合同发达起来，并依照尊崇专制、保密、忠诚和稳定的传统模式进行经营。那里的生产活动被内在化了；公司的等级制度确保了信息流的集中和少数高层管理人士的控制。128号公路区的大公司将大部分技能和技术内在化了并在公司与公司之间、公司与地方机构之间建立了严防信息外流的分界线。然而这种模式最后失败了，因为它不能促进面对面的沟通和信息的流通：这种模式无法促进这个行业亟需的创新。它那种正式的决策过程缺乏灵活性和对迅速变化的市场的快速反应能力。

传统的公司文化将保密和忠实于等级制度看作是重要的美德，那些离开公司的人被看作是被遗弃的、断绝了公司大家庭的联系：唯一重要的网络是公司内部的网络，与外界的合作受到怀疑，互相学习和交流被看作是叛变。这些昔日强大的等级制度是不受外界影响的独立的体制，不适应主要依靠信息进行的生产活动。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关键是要缩短信息流通的路径使得正确的信息能够在正确的时间到达正确的人那里。为了做到这一点，公司需要分散其结构，依据业绩来做出快速的决策并准确评估产品的成本。纵向管理的公司的不足之处在于：无从评估企业各组成部分为公司之间的交易所做出的业绩和贡献。

在硅谷，人们公认在新成立的小型公司完成一个项目所需要的时间比在大公司需要的时间少得多， 尽管该项目的创意可能来自这家大公司。甚至硅谷一些著名的大公司也开始分散其运营过程，创立能够利用当地社会和技术的完整性和互相依赖进行生产的公司内部的网络和公司与公司之间的网络。甚至办公楼内部结构的设计也体现出减少公司内部不同活动的障碍的特点。

开放性以及与更一个广泛的团体的联系的重要性在下面这句话中得以体现出来。“硅谷的特点在于人们是为硅谷工作而不是为了硅谷的某一家公司工作。”高附加值的活动要求高质量的信息，它必须轻松地超越民族，家族，种族和国籍的限制。

 
松散联系的优势

许多成功的公司，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利用紧密的社会联系来筹措资金。而硅谷的公司则靠松散的社会联系来融资，这样做既促进了创新又有助于发现新的想法。一个团体中各成员之间的紧密的社会联系会抑制创新，阻滞创造力，强化现存的等级制度。高度的社会聚合力实际上会阻碍不同观点的坦率交流，因为聚合力强的团体注重维持现有的等级制度及寻求一致。最大的挑战常常来自于封闭的体制之外，一个国际集团或是一个骄傲的独立的行业，比如石油和钢铁行业。不相关的行业或是不引人注意的分析学科往往现有企业的潜在危险。

松散的社会联系实际上能够通过提供新的社会联系和各种不同的见解激发创新性。硅谷伟大的创新者来自世界各地并代表着从文艺批评到核物理的各种知识学科。百分之二十五的公司创始人来自于海外。他们之间以前很少有什么关系，也很少有遗传的财富或是政府联系。为了学习合作，他们打破了资金、社会机构、宗教、民族和国籍的界限。

在美国，人们通过观察技术密集度和专利数量来比较社会资本和创新，并发现社会资本程度高的地方创新性低。而西雅图、华盛顿、博耳德、科罗拉多、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和大学城这些地方，一般来说社会资本水平比较低，但是却比那些紧密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工业门类单一、人口群固定的城镇具有更高的创新性。与此相反，世界上最贫穷的人们常常囿于建立在原始的忠诚基础上的团体，常常更关注于纠正过去的错误而不是开创未来。

紧密的群体联系在强调一致性的同时会隔绝其成员与外界信息和挑战的沟通。松散的社会联系则可以使新观念进入网络之中。联系松散的社会团体比紧密结合的团体更加鼓励创新思维。社会学家发现同性恋和艺术家的密集程度与该地区的创新性有很强的关系。同性恋和艺术家指数高的地区很可能是创新程度高的地区。事实上，人口统计学家发现富有创造性的人们常常涌向社会资本低的城市，在那里他们适应得更快，也更容易找到与他们有共同想法的人。

经验：松散的社会联系加强了市场力量。

 
不从政府获得特殊待遇
 

大部分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都与政府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本应当有助于促进私人投资进入社会生产渠道。不幸的是，政府官员会从他们监管的企业中获得好处。发放执照使他们从管辖范围内的生产活动中捞一份好处，并迫使未来的企业家们花时间和金钱向他们大献殷勤。事实上，对竞争性的跨国研究坦率地探讨了注册一个合法的企业、或者获得在一个企业生存所必须的许可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努力。在硅谷，答案是仅需要很少的时间。

硅谷的特点是相对来说缺少与政府的联系，人们也很少花时间讨好政府的官员们。政治家主动去找硅谷，而不是硅谷去找政治家。弗洛埃德·克瓦姆领导一个布什政府的高科技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就是与硅谷联系并最终得到支持。使布什政府失望的是，硅谷的代表希望与政府的关系保持疏远状态。克瓦姆试图了解华盛顿能为硅谷做些什么，对此硅谷宁愿躲得远远的也不做任何回应。

硅谷的领导者似乎更愿意保持现状，即将政府联系和政府合同的作用控制在相当低的程度上。从历史上看，硅谷的公司没有从发放执照或法律机会中获得什么好处；事实上，许多公司的领导者出生于国外，与美国政府没有任何政治联系。他们不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企业领导者一样是政治企业家，他们是市场企业家，旨在生产出更加质优价廉的产品、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实际上他们没有政治主张，也不参加任何加强或减弱竞争的集体行动。政府从来不直接参与公司的决策，硅谷从来不是一个享有优先权的地区。然而，硅谷充分利用有利于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的历史悠久的机构和社会公约。

因此，从传统金融学的角度来看，硅谷是一个另类。用银行的说法，硅谷的企业缺少固定资产做抵押，砖头和沙浆是无法令银行接受的。而且，它也缺乏赖以获得资金的深刻的社会忠诚，对于政府资助来说它是个陌生人，并且硅谷的公司没有传统公司用来克服市场障碍的纵向管理机制。那么这种不寻常的工业关系体制是如何得到发展所必须的资金的呢？

 
企业发展的投资
 

我曾经数次应邀前往韩国帮助诊断为什么建立韩国的硅谷的良好愿望总是失败。韩国拥有才华横溢并愿意承担一切风险开办自己的公司的年轻人，国家也有资金充足的资本市场。投资于一个创新的想法不是难题。他们所缺少的是企业推广这一中间环节；在美国，这个环节由风险资本家所填补。

风险资本家是管理其他金融家，特别是机构投资者，所捐献资金的金融中介，而这些投资人对他们所投资的领域知之甚少。许多人从未去过硅谷，甚至说不出硬盘驱动器和只读存储器的区别。风险资本家在如何创立公司和如何使产品商业化方面具有投资人和和被投资人都不具备的知识。他们凭借公司不同发展阶段和产品开发方面的的丰富经验能够为公司抓住发展的机会，他们善于寻找供应商，起草与分销商的合同，与律师和商人打交道，确保当产品即将投产的时候有销售市场。因此风险资本是附加值投资。

自从1987年以来，风险资金从小规模的经营发展成为到2000年的时候掌握1030亿美元资金的主要工业。为了了解这种特殊的行业为什么发展得如此迅速，我想谈一谈风险资本家的两个基本作用。

一个马来西亚的公务员曾经对我说，“新成立的公司的问题是创立者行动总是十分自负。这番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当我问到美国的风险资本家如何选择投资对象时，他们提出了同样的担心。而新公司创始人的自负是不受约束的，因为向新成立的技术公司投资的人对于该公司的创始人没有追索权。假如创始人表现不好的话，没有什么资产是可以要回来的。因此投资人的主要担心就是公司的创始人不努力谋求投资的最大回报而是利用公司的资源谋求私利。创始人喜欢五个P（五个以字母P开始的单词）中的四个，即特权，权力，威望和薪酬，但是不喜欢最基本的一个，即业绩。

抵制“创始者的自负”是风险资本家两个不可或缺的作用的第一个。他们在公司实行管理结构以阻止创始者随心所欲地利用公司的金融资源，或者通过资产剥离或转让估价来谋取私利。

起初，当公司的所有制结构还没有定型的是时候，创始人控制了公司与外界的一切联系。权威的个人化可能使小公司运转良好，但是会对公司未来的发展造成障碍。当创始人的权力过大的时候，就很难获得外来的资金。未来的投资者很在乎管理结构的存在以确保公司经理的行为受到条例的制约，保护投资者的利益。风险资本家意识到了这一点，为了保护他们的最初投资，他们要确保公司的职业化管理以便获得未来的资金并促成公司的最后出售。

未来公司首次上市的前景对于吸引风险资本家的进入是至关重要的，首次上市代表着有效并且赚钱的出售方式。但是如果公司未来的拥有者害怕该公司被不受成绩责任制约束的、武断而又变化无常的暴君所控制的话，则该公司可能很难出手。因此职业风险资本家特别注重管理队伍并将之作为投资的条件，同时在资本投资回报方面将业绩列为五“P”之首。因此他们常常在董事会中占有一席之地。

风险资本家的另一个关键作用与项目选择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巨大浪费有关。每一个行业的成功都会为未来的公司带来更多的投资资金，但是昂贵的错误是整个行业必须承担的负担。为了减少浪费，风险资本家已经具备了通过竞赛方式选择项目的专业技能。在一个项目完成之前是以分期付款的方式获得资金的。投资请求必须通过反复的竞赛，以测试项目进程和产品的可实施性。

当项目拥有强大的政治后台的时候，在金融方面不可行的项目也可能会幸存下来，直到它们成为昂贵的包袱。在硅谷，生产者必须不断面对项目被终止的危险，因为风险资本家无法象一个有人资助的政府甜爹那样挥霍自己的资金，也不能借更多的钱来掩盖从前的错误。一套严格的不断竞赛的管理体制迫使公司必须不断生产出市场需要的新产品以确保下一次资金的注入。结果，代价昂贵的错误，潜在的包袱，在成为整个行业的沉重负担以前就已经被发现了，并且能够吸收本来可能已经资助其他更具商业可行性的活动的资金。

具备了管理结构和竞赛管理这两方面的技能之后，风险资本家必须寻找对市场信号敏感的管理队伍和产品结构，从而保证附加值和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因此风险资本家必须学会喜新厌旧，反对那种政治领导从其资助的项目中谋取私利的社会。

 
硅谷永远无法偿还的债务
 

是什么带来了风险资本家和普通大众之间的劳动力分工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虑硅谷亏欠保证合同实施机制的完善的基础设施些什么，这种机制植根于数百年联合形成的社会机构之中。这种债务的存在可能是这个行业所没有想到的，因为它一直以自己独立于外界存在而自豪，以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起来而自豪。

有才华的，受过良好训练的工程师不是硅谷所特有的资源；俄罗斯、亚洲和世界上其它地方也生活着许多这样的人士。凭借所受过的训练和性情他们可能是有优势的，是天生的冒险家，但是毋容置疑他们没有用来冒险的资本。必须有其他人乐于提供资金给他们，因为他们没有什麽富有的姨妈或是远亲。在技术上，资金通常来自于创始者不认识的人，因为在那之前公司的创始人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朋友关系和个人关系。事实上，当他们向外界寻求帮助时常常已经到了没有人敢邀请他们参加圣诞晚会的程度。

已经穷尽所有的个人关系并不意味着创新者已经走到了尽头。他或她可以利用良好的商业基础设施，后者可以提供许多得到外来投资的可能性。

在风险资本家介入之前，必须建立许多前提条件。在此我们需要了解一下硅谷与美国企业历史之间的关系，即高科技行业是如何自由驰骋于商业基础设施之上的。

各种各样的资本手段使得人们能够在新想法中碰碰运气，并把资金与才能和想法结合起来。资本市场上可供企业家选择的融资方式有很多，包括风险债券（高收益、高风险的债券），股票（在公司中拥有股份），职业投资人（用自己的钱进行早期投资的职业投资人），风险资金（用自己和他人的钱进行投资的人，他们的高风险、高回报的有价证券只是机构投资者所持有的更大的有价证券的一部分），首次上市（股票首次公开上市），以及举债经营（利用现有资产和现金流通做抵押品来获得资金以买下部分或全部现有管理队伍）。资本手段的分散使风险与那些愿意并能够实现机会的人联接起来。没有这些手段，美国的生活水平一定不是今天这个样子，大量的才华都会被浪费。美国人也只会生活在一个三家电视网提供全部新闻和娱乐的世界中。投资过程的精细分工出现了，因为风险和回报可以通过利润来定价，在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入时，体现了利润的最大化。

资本市场使完全陌生的人们，即资金提供者，通过他们从未谋面的中介将其毕生的积蓄提供给完全陌生的人，即资金使用者。然后资金使用者利用对其投资领域一无所知的人们的积蓄创立起公司。这种事情在纳斯达克的每一个交易日上都要上演不是数千次，而是数百万次，创造的价值高达数十亿美元。新的产业因此得以将全球联系在一起，将人造卫星发射至太空，最后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交流。即使接受这种投资的公司没有兴旺发达，社会也会从这种本来不存在的作用中获益。

 
幸运儿

与硅谷丰富多彩的资本市场相比，发展中国家的企业家寻求资本的途径很少。一种是寻求从数千名独立捐款者那里获得资金，挨家挨户地、一个人一个人地游说，希望能够从这里获得一分钱，那里获得一分钱。这种方法是非常不合适的，我们从未听说过有这样创立公司的。另一种是向金融中介寻求帮助，但是选择的余地仍然很少。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机构常常是国有的或者由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人所控制。即使国家不拥有金融机构，也很容易发现市场准入是受限制的，常常只有几家拥有政治或家庭关系的集团被给予建立金融机构的权力。这些机构是不可能承担风险的，因为他们不会因为花出去的积蓄而面临竞争。

金融机构对借款给个人或公司或者以前和他们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个人或公司是十分慎重的。许多贷款都是通过一个中介进行的，这个中间人是借款者的朋友或是家人。因为这些社会是高度不规范的，偿还的承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信任。由于借钱给熟人，银行系统陷于不规范之中并不得不为市场上的信息缺乏付出代价。由此带来的资金集中使得资本停滞，并使那些能力吸收风险的人无法做到这一点。

依靠银行做唯一的资本来源这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障碍。银行家可不是一群富有创造力的人们；对于他们来说，想法无异于梦想。他们要求实实在在的抵押品，不动产或是现金流通来承担义务。然而，技术人员可能只有想法。

当资金来源有限的时候，新技术的资金将仅限于为了现存的社会利益集团服务。这就是为什么拉丁美洲在信息技术和教育上的社会投入无法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的原因。通过利用资源而获取财富的精英们对于在其他行业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不敏感。

知识密集型的生产与传统的工业生产和资源利用不同。对于自然资源而言，任何通过秘密渠道获得信息的人都可以获得其开发权，或者利用看得到的政府基础设施来进行开采。技术上的机会则来自于人的大脑的创造性。在人的大脑中没有秘密的藏宝图，仅靠接近政治或是社会机构不能使人获得这样的能力。而且也不需要军队来保证其产品安全地抵达客户手中。工业时代和信息时代财富的创造的不同可以从下面乔治·布什在得克萨斯州油田起家的故事中得到体现。

幸运儿老乔治·布什到得克萨斯去是为了寻找在地下蕴藏的实实在在的东西，一种几乎被人们耗尽的资源。一方对它的使用是以另一方为代价的。今天我汽车里燃烧的燃油明天你就无法再使用了，衡量价值变得简单起来。传统工业创造价值的方式与知识时代的版本不同，例如因特网，你为我创造的价值越多，附加值的衡量就越困难

让我们回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得克萨斯。为了从地下挖掘出石油，老乔治·布什象他的许多同行一样依靠昨天的生产中常常被人们利用一种相对优势---许多富有的个人关系。

终于，一天晚上，布什说：“喂，假如我能筹集到些钱，你认为我们可以干吗？也许可以试一下？”钱---准确地说，别人的钱---是最优秀的耶鲁毕业生的名片。厄勒·克拉格利用的是匹兹堡的钱。艾什门和希里亚德也是如此，休和比尔·里德克特所以靠特尔莎的钱涉足于石油开采。没有外来资金的援助，在你拥有一片油田之前，你可能要花很长时间忙于得到租赁权。所以奥沃尔贝很高兴把他认识的每一个人介绍给布什…布什高兴地飞回东部告诉给赫尔比叔叔。赫尔比·沃克很愿意在他最喜欢的孩子身上投下赌注并告诉他在华尔街的朋友们布什的儿子的行为。总统本人也投入了五万美元，赫尔比及其在伦敦的朋友们也都投入了资金，他们都获得了新公司---布什·奥沃尔贝公司---的股份。
他们的钱加起来大约有三十万美元。（理查德·本·克雷默，乔治·布什，他是如何来到这里的，先生，1991年6月，第128页）

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建立在关系基础上的资金是唯一一种可以获得的资金。然而，未来的是世界是一个想法的世界，它会约束无限制地使用知识来创造财富。能够在得克萨斯建立油田的亲密关系是昨天的解决方法，因为这种个人的关系无法把明天的机会与今天的资本结合起来，不管这种关系有多么强大。硅谷的发展赖以依靠的是个人，他们把财富投资给与他们没有任何家庭关系或个人友谊的人们。

未来的巨大财富不在地下，而在于急于逃离德里和马尼拉贫民窟的、训练有素的科学家的头脑中、画板里。要想使他们的美妙想法成为现实，教育是基本的要求。比教育更重要的是，人们必须具有自我功效感，即有勇气放弃他们所开创的一切。将抽象的想法转变为人们想要的产品代表着在二十一世纪征服贫穷的最重要的途径。建立在知识基础上的生产不仅仅存在于富裕国家，让我们试想一下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的普通劳动人民在购买不由其家庭关系所管理和拥有的企业的股票时所要承担的巨大风险。看不见但是却不断增加的财富和生产要求国家内部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密切的公共联系。这意味着好的管理可以把人们和最了不起的摆脱贫困的机会连接起来。

若要了解社会和机构资产对于发展的价值，让我们看一看下面两者的对比：一个毕业于一家美国大学工程学高学历的年轻人、一个没有经受过考验的、身无分文的投资者和一个来自中东的有着相同企业家精神的、同样梦想着开办自己的企业的人。一个人在集市上开办了一个人的摊床，这个不幸的人就必须竭力摆脱收税者、政府官员以保护一切可能被没收的盈余。是因为缺少才能或者对市场的了解造成了企业家的缺乏吗？在世界上许多地方，渎职和腐败使得人们很难建立一个比市场上的摊床大一点的企业。

我们再来看一个不那么极端的例子---前苏联企业家的匮乏。我去过那里许多次，在那里见到了最富有创造力的、最具创新精神的人们。同以前很多次一样，我无法找到将项目与资金匹配起来的办法。无法逾越的障碍一些流氓会夺走政府没拿走的剩余的利润。而这是我在硅谷的朋友从来不必担心的威胁，这也是他们欠美国机构的无形的债务。就好象有一个守护天使，它总在那里但是从来不声张自己的存在，因为它不要求任何回报。某人来自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从一个纽约的经纪人那里购买股票，他从来不必担心他是否真正拥有这些股票或者他是否会在购买活动中被欺骗。

一个守护天使必须保护创新不受私人和政府违法行为的损害。它必须提供一套可靠的公共商品和服务，能够促进以合理的成本实施合同。这种保护包括准确定义的知识产权和破产条例，并且要在法律和司法体制中明确写出，这个司法体制要能够令人信赖地实施抵押品和担保品的回收，并制止违约行为。最重要的是，对高附加值活动的投资要求高质量的信息。政府可以是信息完整准确的最重要的保证，也可能是破坏这种完整准确性的最重要的根源。这种差别意味着一切。

综上所述，硅谷提供了一个简单但却令人信服的信息，它告诉人们在今天这个世界创造价值的种种可能性。知识时代的成功不能够简单地通过传播技术知识来获得。如果是那样的话，硅谷将遍布各地。基金、法律、社会力量、内部管理结构、金融和信息中介、管理者和国家都为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这些背后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将会是未来国际经济繁荣的所面临的最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