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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可视电话会议文稿

艾滋病在中国:威胁,挑战和机会
--哈佛大学艾滋病研究所吕亦晨博士
 
            首先我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吕亦晨,南开大学77级学生化的,81年大三的时候作为交换学生到美国Temple大学,然后84年艾滋病开始的时候就做艾滋病病毒的研究,因为这个跟我的课题是一样的,当时在美国搞这种后病毒的很少很少。从97年开始我们做中国的研究,在这以前我们绝大多数是在泰国和非洲。97年以后中国出现疫情就对中国的关注比较多了。一年我会回来两三次,我在南开大学有一个实验室,搞艾滋病疫苗的开发,我还是南开大学的客座教授,因为我是那儿毕业的。我们和CDC病毒所的阮丽教授和国家防病中心有一定的合作,这是我现在在中国搞的项目。另外我们哈佛大学手美国国务院艾滋病委员会的委托,在中国搞关于艾滋病的医疗培训,先从上面开始把艾滋病的治疗等等由我们负责帮助展开,这些年龄比较大的资历深的医生专家回到各地再把艾滋病的工作展开,所以我们10月份在上海举行第一期培训班,在座的院长和卫生厅的人员也要去。这是我简单介绍我在中国的项目。

            首先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艾滋病,这是从八十年代出现的一个传染病,现在科学家都同意一开始这个病的病毒是从非洲来的,实际上这个病的病毒的天然寄主是非洲的猴子。这个病毒在猴子身上可以感染,但不引起疾病,所以它成为一个良性的天然寄主。二十世纪初的某一段时间,我们现在还不太确信,这个病毒从猴子跳到人类当中来。这个病毒感染非洲猴子不得病,但如果感染亚洲猴子就可以引起和艾滋病一样的症状。实际上从那时候艾滋病就已经开始了。引起全世界注意是在84年85年。这个病毒是个后病毒,RNA病毒,在自然界当中鼠的白血病病毒,猫的白血病病毒,都和它是同类。这个病毒传染的主要途径就是体液传染。所谓体液传染就是通过血液和性交来传染。在很大程度上它和一般的传染病不一样,在早期人们怀疑它会不会通过其他媒介来传染,比如说通过蚊子,通过鼠类或者通过禽类,现在经过将近二十年的研究可以肯定地说它主要传染途径是通过体液,我们到现在为止全球有三千多万例子,没有一例发现或证明是通过其他途径传染的,没有通过蚊子,鼠类,或者象感冒一样通过禽类传染的。它主要是人和人之间通过体液传染的。您们医护人员搞这个的危险性要比今年春天你们接触SARS的危险性要小,因为它的传染途径就是这个。但是也很幸运因为它的传染途径是这样,才没有造成比现在更大的流行。

            我们现在开始讲一下我们今天的主题,第一部分是它对我们的威胁。到去年为止全球有四千二百万人被感染了,主要集中在两大块,一块是在非洲,撒哈拉沙漠以下的南部非洲,主要是在这里,三千万是在非洲。另外一块是在东南亚。这是所谓的重灾区。我们的担心是下一个主战场有可能从非洲传到亚洲,现在亚洲占全球人口二分之一的两个大国都面临着艾滋病的威胁。如果有艾滋病疫苗的话,我们估计全球有二十亿人受益。换句话说就是全球有二十亿人受这个病的威胁。

            艾滋病作为后病毒变异的非常快。它主要变异成三个种类,O, M和N,主要在人体中流行的是M组,在M组当中又有变异,从A到K,每两种病毒在遗传差异上在百分之十以上,差异相当大。在它们之间又产生重组,就是每两个亚型之间又产生各种各样的重组,所以艾滋病病毒从八十年代到现在已经演化到这种地步了。这个高的变异性本身也是我们的挑战之一。
  

不同的地区感染的亚型也不一样,不同的地区的亚型分布也不一样。我们简单看一下,在北美绝大多数是B亚型。在西欧绝大多数也是B亚型。在南美绝大多数是B亚型,但是D亚型也开始出现。在最严重的地区非洲以C亚型为主。C亚型的特点是传播非常快,而且通过异性传播。B型的传播特点是通过同性恋传播,通过血传播。非洲还有A亚型,而且在美洲一开始最明显的B亚型在非洲非常非常弱。泰国一开始几乎都是E亚型,中国令人担心的是一开始是从两个途径进来的,一个是从泰国进来的,就是E亚型,另外从国外吸毒等进来的是B亚型。但是到去年为止,这两个亚型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少,绝大多数变成和非洲一样的C亚型。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一个现象。因为C亚型似乎比别的亚型传播的能力要强一些,它的传播途径是通过异性传染。
 
 
 
            实际上艾滋病在全球的分布已经演化成一个社会、经济和安全问题。这个病已经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经济和国际安全之间的一个问题。下面这个图当中兰的代表一个地区的人口在世界占的百分比,红的代表艾滋病占的百分比,绿的代表它的经济状况,就是占全球GDP的百分比。美国的GDP在全球几乎是首屈一指,艾滋病感染的人群占很少一部分。形成强烈对比的就是非洲,它的GDP几乎是可以忽略,但是百分之七十艾滋病感染的人群在非洲生活。我们亚洲是基于这两者之间。实际上艾滋病的分布已经引起各国政府的相当重视,每年联合国开会都把艾滋病作为一个国际安全的问题来讨论。
  
  
它造成财富、人们的感染率以及所承受的压力的极大的不平均,大家可以看一下,在南部非洲,在感染艾滋病以前的平均寿命列在第一栏,感染艾滋病以后的平均寿命列在第二栏。在博斯瓦纳这样的国家艾滋病病发以前是73,中国是70,现在减到29,一个国家的平均寿命受影响是如此之大。
 

 
            这个曲线更能说明问题,一个十五岁的男孩子在未来十年之内感染艾滋病的可能几乎是百分之百,如果目前我们没有任何干预的话。即使我们有干预,我们能够把这个可能性降到百分之七十。所以如果一个国家或地区艾滋病已经激进到这种程度了,做什么也晚了。

            说这些似乎离我们很远,我们看看中国是什么情况。五年以前大家都知道这件事离中国很远,实际上现在证明它离中国并不远。我给大家举这么一个例子,未来十年中国会是什么样大家都有自己的猜测,我的方式是和其他过去的疫区比较一下。第一个是和美国比较一下,美国发病比较早,从早期发病到它的高峰时期美国达到百分之一的人口感染,通过政府的干预现在降到百分之零点六,人口的百分之零点六被艾滋病感染。泰国的情况我们亲身经历过,因为很早哈佛就介入了泰国的研究。它在高峰的时候达到平均人口的百分之六,现在经过宣传教育已经降到百分之二点五了。这是全球发展中国家最成功的一个例子。看一下博斯瓦纳,现在仍然在上升,到去年为止已经上升到百分之三十五。看一下中国,两年前卫生部的估计是我们有可能有十万,到2010年我们如果不加任何干预有可能达到一千万。根据最近卫生部公布的数字现在达到84万。所以这个速度是每年以双位百分比往上升。实际发生的情况比我们两三年以前估计的都要糟糕。第二个令人担心的是大家看一下它的曲线的形式,它上升的坡度和非洲非常相像。另外在中国发现的亚型大多数是C亚型。
 

 
            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我的预测是中国未来十到十五年无外乎就是下列三种可能之一:一种是美国这种情况,一种是泰国这种情况,还有一种就是非洲这种情况。照这样的比较我把这三个国家列一下,目前的感染率美国是0.61%,泰国是2.15%,波斯瓦那是38%。整个南部非洲是10%。我再把它们的经济状况比较一下:以前大家有一个错觉,就是艾滋病都是穷国发生的,尤其是非洲国家,实际上博斯瓦纳的人均GDP是3000美元,是我们中国的四倍。泰国的GDP也比我们要高。第三栏是一个国家的卫生状况,就是每一千个婴儿出生有多少死亡率。我们是跟泰国差不多。第四栏是平均寿命。大家看一下如果按照美国的形势走,在未来十五年之内最好的状况就是把中国艾滋病的数目控制在七百万左右。和泰国类似的可能性非常大,就是未来的十五年之内中国艾滋病人口可能达到两千四百万。最糟糕的情况就是和非洲相像,百分之十,因为中国的基数大,就会有一亿两千万。中国是乙肝大国,一个传染病通过乙肝的情况来看呢可以达到这种程度。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做出科学的分析,因为一些基础资料都没有。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多少人能被感染,我们就只能根据这种情况做出这种模型。

 
            这是我讲的第一部分,我认为艾滋病的主战场,也就是整个人类抗击疾病的主战场已经转移到亚洲来了。而亚洲一个是印度,一个是中国,印度是十亿人口,中国是十三亿人口。现在印度政府估计被感染的人数已经达到四百万。中国估计的人数是达到一百万。所以这两个加起来已经是相当可怕的。疫情在这两个国家才刚刚开始,所以这是我们的挑战。
 
            面临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尤其是搞公共卫生的,搞基础科研的,搞临床医学的,怎么办?无外乎两点,一个是治,一个是防。先说一下治:艾滋病在97年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这一年鸡尾酒疗法成功问世。从那以后死亡率在美国开始下降,艾滋病病人接受药物的人数上升。所以这个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艾滋病从一个不治之症变成一个可治之症,但是现在也是这样,艾滋病如果不治疗是百分之百的死亡率,这和乙肝不一样。社会问题和各方面问题也由此而来,到现在为止艾滋病变成一个贫富不均的一个病。换句话说如果你有条件接受治疗这个不是一个不治之症,如果你没有条件接受治疗这个仍然是个不治之症。下面这个图像当中红的代表死亡,黄的代表接受的治疗。

 
下面这个图表中黑的代表死亡人数,红的代表接受治疗的人数。大家可以看到非洲接受治疗的人数很少。在比较发达的国家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死亡率大大降低,接受治疗的人数升高。 一个疾病如果到了这种情况,长期的社会反应会相当大,而且造成社会问题的潜力也相当大。绝大多数艾滋病患者都是青壮年,十五岁到四十五岁之间。而且的了艾滋病以后有五年到十五年之间他们是很健康的携带者,不发病。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十五岁到二十几岁的男孩子得了这种不治之症,而且他知道在他和死亡之间唯一不能阻止他死亡的不是医疗水平,而是他没有钱。人在这种情况下形成的心理扭曲用不着学社会学的人都会知道。当治个人群达到一个界值的时候,就会成为社会不安定的极大的因素。所以在未来的十五年之内,如果中国对艾滋病的控制不好的话,很有可能把这二十几年改革开放的成果损耗在这上面。这在SARS以前我说这些话可能你们会觉得很难置信,但是通过SARS你们可能会意识到这不是天方夜谭,实际上是很可能的一件事。SARS不过感染了八千人。

 

 
            由于各地经济分布的不均匀,这个从此变成了一个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疾病,或者说是和国际安全有关的疾病。

            从医学方面来讲,我们治疗艾滋病有哪些手段?可以说治疗艾滋病的研究作为病毒研究来讲是人类研究最成功的一个。在短短的十几年之内,就为这类病毒发展了三类新药:第一种新药是针对它的反转度酶,已经经FDA批准上市使用的有十种,在未来一两年内将要上市的有将近七种。这在任何一个领域里都是前所未有的。第二类药是同样靶点但不同性质的药,目前在市场上用的是三种,马上要问世的是八种。我说的马上要问世的是指通过临床第三期试验了。最后一种非常有效,就是针对它的蛋白酶,已经上市的是六种,将要问世的是五种。

 

            
            所谓的鸡尾酒疗法就是把两种以上的药物混合起来一起用,上述任何三种药物在一起用就是鸡尾酒疗法。尽管艾滋病有很快的变异能力,我们现在的策略是用三种组合来治疗,一旦出现变异以后再给他换三种组合。现在我们的选择性很大,我们知道这些组合排列起来我们完全可以保证病人有不同的治疗方案。所以从医学研究来讲,艾滋病治疗水平已经达到了人类以前从来没有达到的高度。在短短的时间之内这么多特异性的抗病毒药已经问世了。

            现在中国有三种药自己可以生产,另外有八种药可以进口。整个中国艾滋病人可以使用的药一共是十一种。现在有一种说法,发展中国家因为资源有限,是不是需要治疗。政府或者社区是不是有必要治疗被艾滋病感染的人?因为这个费用确实是很高,每年要上万亿。我的理论是一定要治疗。不管它的费用有多大,我的理由是第一如果没有治疗的话,艾滋病就是一个不治之症,必死无疑。第二因为感染者都是青壮年,不治疗会造成很严重的社会问题。我第一次提出这个观点是在成都、广西做巡回演讲的时候。当时我就说我很希望我的预言是错误的,但是很不幸很快就发生了在天津艾滋病人在大街上用针头刺人的情况。有这么一个人群觉得受到社会不公平待遇的话,这种行为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我们搞公共卫生的人都知道,艾滋病比较好控制,它是通过体液来传染。它不通过呼吸,接触来感染。可是如果不治的话,因为它的免疫系统低下,其它的病就出来了。现在最令人担心的就是抗药性的结核。这个病在印度的某些地区已经开始流行。如果它在中国蔓延的话会给你们造成很大的难题,因为没有任何抗菌素可以治这种病。中国治疗一般的结核病都是一个问题,更别说抗药性的结核。抗药性结核的出现都是和艾滋病被感染人群有关。最后,治疗艾滋病人不仅是社会的义务,也是防止传染的手段。因为接受治疗以后血液中的艾滋病浓度就降低了,这样感染率就降低了。从人道主义,社会安全,政府行为和公共卫生防治角度来讲,都应该对艾滋病进行治疗。不管它的费用有多大,作为政府,作为社区,作为个人,都应该负起这个责任。

            在未来的十到十五年之内中国的卫生系统会承受非常大的压力。假如我们把它控制在三百万以内,它每年的消耗是165亿人民币。这是治疗,社会提供避难所,和青壮年丧失劳动能力的数字。最糟糕的是一亿两千万人感染需要花费66000亿人民币。所以现在政府投入几个亿把它控制住是非常明智的行为。

            对中国的挑战是中国能不能生产更便宜的但质量并不降低的抗艾滋病药。中国有这个经济能力,也有这个工业基础。如果中国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不仅对自己的国民做出很大贡献,对全世界也做出很大贡献。第二,中国能不能在中药的基础上发展新的药物?因为刚才列举的这些药不管你怎么降低成本都会很昂贵,因为它的生产程序非常复杂。   

            解决艾滋病这个难题的根本方法只有一个:疫苗。一个有效的疫苗能够使人类在这场战争中获胜。下面这个图讲了我们研制艾滋病疫苗的难度在哪。现在我们人类用的十几种疫苗都是按照刺激抗体的途径发展出来的。先刺激B细胞产生抗病毒的抗体,真正的病毒来以后这些抗病毒的抗体可以把病毒消灭掉。现在通过动物实验和各种实验证明对于艾滋病来讲这个传统路线行不通。也就是说光有综合性抗体不够。因为这个病毒变异非常快,而且每天有大量的病毒在产生,它变异的速度比你免疫能力产生的速度要快。艾滋病疫苗的难度在一它要在刺激抗体免疫的同时还要刺激细胞免疫。就是细胞中有专门杀死被感染细胞的killer T细胞,这种T细胞证明在控制艾滋病方面是必需的。因为它可以辨认被艾滋病感染的寄主细胞然后把整个寄主细胞消灭掉。艾滋病疫苗研究的难题在于不仅要有一种,还要有两种。有可能是两种并用。


            现在已经在国际上发展的艾滋病疫苗我都列出来了,一类是核酸性疫苗,有这么多种。第二类使用病毒做载体的疫苗,有这么多种。

 
 
现在已经进入临床试验的以下几种。核酸型的疫苗七种,重组蛋白型的疫苗五种,用各种各样的载体做的八种。不同的病毒有不同的亚型,这些主要都是针对B亚型。因为艾滋病疫苗研制的重点和经费都是在美国,人们把精力集中在和美国有关的B亚型也不足为奇。可实际上目前感染人数最多的C亚型目前只有三种疫苗是针对它的。假如在美国研制的疫苗成功的话,它在中国和非洲是否有效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因为亚型不一样,在遗传上它们有百分之十以上的区别。西方国家成功研制的疫苗有可能不能直接应用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没有自己研究疫苗的能力,只能等,等疫苗出来以后还不能用,真正的问题还没解决。怎么办?我们多数人的论点是我们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就是疫苗研究出来以后在中国和非洲不能用。我们宁可重复我们的工作,就是在我们所有的工作中包括C亚型。也许将来证明我们的工作是重复的,但是它的反面是我们不能够接受的。每种疫苗我们如果想在亚洲和非洲去试,我们必须把B亚型改成C亚型。这个时间很长,但是我们认为是必要的。
 
 
 

            我简单介绍一下我的工作,我本身不是搞社会学的,也不是搞公共卫生的,我是搞分子生物学出身的。我现在百分之九十的时间还是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我搞的疫苗是细胞免疫,因为细胞免疫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我们必须用一个全新的手段来做它。运用传统手段做不出来。重组蛋白你给他注射到体内它不会刺激细胞免疫。十年以前开始想新办法,用炭疽杆菌的毒素。大家知道炭疽杆菌是很可怕的一个病菌,而且它变得这么臭名远扬是因为生物恐怖分子用它。它感染人的能力非常强。它的致死毒素也非常强,如果你把它的两个致死毒素注射到小鼠体内,小鼠在四十分钟之内就会死亡。这证明它的毒素的生物活性是非常非常有效的。炭疽杆菌的致死毒素实际上分两个蛋白,一个蛋白的作用是在膜上迅速造成一个孔,另一个蛋白和它结合以后迅速进入细胞质,进入细胞质以后被保护了,不被细胞质的机理消灭掉,然后作为一个酶来讲它就可以造成它的伤害。我们发现它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致死能力就是因为这段酶,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段酶给去掉,它就没有毒了。但是它的生物活性一定是非常有效的,它的致死能力才能这么强。我们就利用它这个高效的生物活性为我们服务,就是把我们需要的抗原引进到细胞质里面去。把它的酶去掉,然后把艾滋病的抗原用两种方法加进去。一种是把所有的艾滋病抗原都加进去,另一种是把最有效的艾滋病抗原象串珠子一样加进去。简单地说十年的工作就是这个,利用炭疽杆菌致死毒素的方法制作新的疫苗。
 
  


 
  
  


            我们现在进入了临床研究,临床研究的第一个阶段就是选30到50个人观察它的安全性。第二阶段是选200到400人继续观察它的安全性,继续观察它的最大使用量是多少。关键的是三期,需要3000到5000个人,这些人必须是高危人群,就是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被感染的几率。把这些人分成两组,一组接受疫苗,一组接受假疫苗,两年以后,按照百分之十的感染率应该有三百人感染,疫苗组只有三十人感染,那么这个疫苗就百分之九十有效。我们的疫苗今年11月份准备进入这一期。我刚才讲的这些疫苗有一个进入了三期,但情况不理想,所以大多数都是在二期。进入三期以后至少需要三年到五年的观察才能得到可靠的结果,换句话说,在三年到五年之内有一个艾滋病疫苗上市来帮助你们抗击艾滋病的可能性几乎没有。所以未来五年之内唯一减低艾滋病感染的办法只有宣传教育,没有别的办法。
 

 
我认为中国应该开发你们自己的疫苗,原因有四点:第一你等不起,举个例子,乙肝的疫苗在美国上市是1984年,真正在中国儿童中大面积使用是1994年以后,等了十年,因为乙肝疫苗最开始在美国上市的时候是180美金,94年后中国降到几十人民币,现在降到将近10人民币。实际就是一个经济问题。所以艾滋病上我们不能这样等,首先我们要等五年疫苗问世,然后因为经济问题我们再等十年,在这十五年会有多少中国人感染艾滋病?所以从现在开始中国必须有自己的艾滋病研究项目。另外如果有自己的研究项目,即使没有自己的疫苗问世,它也受益。比如说泰国,乌干达,这是两个唯一的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到国际艾滋病疫苗的研究当中。 现在泰国由于研究教育都发达了,它把它控制住了,从百分之五六降到百分之二了。我认为如果中国政府百分之百想干这件事,中国可能第一个做出艾滋病疫苗来。SARS这件事就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有财力,有能力做这件事。我一开始提出这个观点来,有很多人不同意,我就列出这六条来。一、 中国已经建立了成型的疫苗生产工业,为十三亿人口提供不同的疫苗。二、中国有全国的和地方的公共卫生预防系统。三、制药业的飞速发展。四、有力的中央政府。五、充足的财力和良好的投资环境。六、优秀的科研开发的人才库。除了美国之外没有别的国家有这些条件。很有可能美国第一个搞出来,百分之九十的疫苗是在美国搞出来的,但是美国现在的感染率已经降到很低了,所有的第三期试验都必须在美国以外搞。因为我们在美国找不到人群来做这个。它必须有一定的感染率才能做这个。按照现在百分之零点六的感染率,得找十万人来做这个实验,这是万人还不能丢,三年以后这十万人还必须回来你才知道结果。中国可以在本土自己做,非洲可以在本土自己做,但非洲没有其他条件。
            总结一下,第一,中国现在面临很大很大的威胁。我们现在面临的挑战是作为一个医务人员,作为人类社会的一分子,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灾难避免掉。如果大大中等的感染率,两千七百万,假如印度也有两千七百万,五千多万,有史以来没有任何一个传染病达到这样一个规模。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避免这个后果。中国完全有能力做到,但是我有一些担心,因为两年以来中国的步伐远远没有我们想象得快,中国政府象干预必须现在就做,再等五年到了南非洲那种情况一切都晚了。
            现在我欢迎大家提问题,我会尽力回答。
 
问:在美国有没有降低治疗爱滋病药物成本的研究?
答:在美国没有,因为制药商没有动机来做这件事情。在发展中国家有,尤其是在泰国,巴西和南非。中国因为刚加入WTO,所以中国在这方面比较小心。
 
问:在美国治疗爱滋病一般需要多少费用?中等阶层能不能承受得了?政府和商业保险有没有支持?您认为中国什么层次能承受得了这种治疗费用?因为很多人负担不起治疗,所以无法控制疫情的传播。
答:先说美国的情况,两年以前平均的治疗费用是每年一万美金。当然如果每年要换两到三次配方的话,治疗费用要高。现在降到至少五千。美国政府,无论是联邦政府还是州政府,在病人没有支付能力的时候,会提供免费的药物。比如说在麻省社会生活平均线以下的人会得到免费的药物。这个免费的药物在三级发放,联邦政府,州政府,还有社区。还有一点,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教会,慈善机构在这方面做了很多事情。保险公司应该百分之百负担费用,如果病人保险了的话。中国政府在河南对年收入小于很小的数字的灾民提供免费的治疗。但这只是在河南。在其他省市自治区因为感染的人也比较少,政府有的也提供免费的治疗。我不知道你们听说没有好象是在上海也是免费的治疗。如果你知道有这样的病人,鼓励他们接触政府。
 
问:您刚才讲美国和泰国的感染率在下降,非洲和中国的感染率在上升。美国的感染率数据是怎么获得的?中国的感染率资料准不准?
答:这是很难的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最大的难处在于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被感染。有可能感染的人数比我们预想的大,也有可能感染的人数比我们预想的要小。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美国一样,你不可能做人群的横断面的普查,所以我们只能依赖二等手段,就是性病的感染率,比较高危人群的上升率,我们只能依赖第二手段来比较。中国卫生部的估计数字也是通过这些估计出来的。比如去年中国在联合国公布的是100万,今年高强公布的是84万,实际上这没多大区别。我们真正知道的有名有性的感染者是七、八万。换句话说那92万人我们是猜的。或者说有92万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被感染,我们更不知道。至于这个猜测有多可靠,我对中国的监测系统不太放心,我认为不可靠。中国的监测系统已经尽力而为了,但是我们依赖于高危人群的抽查,对劳教所,戒毒所,抓住的妓女抽查,根据街道报告说这个人行为不端,然后想办法抽他血测一下。用这种零星的不科学的方法,你很可能错失整个情况,你很可能看不到横断面的真正情况。我为什么这么担心呢,给你们举个例子,俄国四五年以前我们去开会的时候,就是现在中国的情况,大家不知道数据可靠不可靠,政府没有个确切的数据告诉我们,学者在那里猜,那我们没法采取行动。结果去年俄国的国防部长亲自公布的,在新兵征兵站采血来查,百分之十是阳性。泰国开始有个确切数字然后政府全力投入也是这种情况,在青梅附近征兵站的男性爱滋病阳性的百分比一下上升到两位数。如果等到那时候就晚了。所以目前我们的监测工作有待改善。在美国也没法做横断面的监测,但是有一些其他方法,比如说非正常死亡。非正常死亡在美国按照法律要求必须做尸检,然后从这上可以得到一个了解。还有急诊室的病人是不能预料的,对这个人群的检测可以得到一个横断面的了解。
 
问:根据您和中国卫生官员和科研人员的接触,中国在爱滋病防治方面的薄弱环节都有哪些?
答:中国的卫生官员和我的同行打过交道,我觉得最近两年有了很大变化。97年98年我回来提到爱滋病就象小时候讲狼来了的故事一样,没人听。发生根本变化是在2000年以后,我的感觉是现在从我能够接触到的北京的高层的领导,到地方的卫生官员,从北京的我的同行们到地方我的同行们,在意识上都有一个根本的转变。没人说你在这危言耸听吓唬人呢。在态度上有一个根本的转变。SARS才感染8000人,就有可能把中国的GDP下降一个百分点,所以大家都相信了,一个公共卫生事件完全有可能造成更大的社会影响。换句话说,我的结论是,如果爱滋病控制不好,有可能把中国这几十年来的改革开放的成果都吃掉。至于薄弱环节太多了。第一,中央政府包括各部门应该加大投资,卫生部应该加大投资建立各地的防疫站,把爱滋病作为重点;第二,应该在科研经费上十倍二十倍地加大爱滋病的基础研究;第三,教育部应该把爱滋病的宣传教育列入中小学的课程之内;第四,安全部,公安部应该和爱滋病部门配合,把各方面工作都做好,不能该抓就抓,该逮就逮,这人对防治爱滋病研究有没有贡献我们不管,必须加强协调;第五,计生委是中国最大的部委,应该把他们加入进来。我可以不断地列下去,这只是举几个例子。中国政府如果把用在SARS的力量的三分之一用在爱滋病上,我认为完全可以很好地控制爱滋病。
 
问:中国在爱滋病疫苗的研究上有什么优势?
答:美国在基础研究上的投入中国是五年也赶不上的。我认为中国应该发挥末端生产的优势,美国研究出疫苗,中国投入生产,这样的结合是最理想的。另外中国的中草药方面,我听很多人说他们的中草药能够治疗爱滋病,特别是在河南发生大批灾民以后。我认为要使别人信服不能依靠个例,不能说我治了10个人有9个都好了。从国际的标准应该用研究的方法,用动物模型,所以的药物一开始都用动物模型。我们现在有很好的动物模型,比如说猴子模型,猴子感染爱滋病后和人类的相似之处。让猴子感染爱滋病,他的免疫反应和人是一样的,交叉反应。我可以帮助你们做这个试验,如果说猴子得了爱滋病后六个月死亡,然后在食物里饮料里掺了你这个药物六个月不死亡,两年后不死亡,你这个药就成功。
 
问:爱滋病我们分I型和II型,它和您讲的ABC型是不是一回事?
答:不一样。爱滋病I型叫HIV type one, II型叫HIV type two, 我今天光讲了type one,II 型和猴子的爱滋病的同源性在百分之九十九以上,换句话说就是猴子的爱滋病毒,它目前感染的就是西部非洲的几个国家,它的感染集中在很小的人群,致死率非常低,好多人感染HIV II可以健康地活十几年二十年,所以现在有文献报导,因为他感染这个比较弱的病毒,实际上保护他不被HIV I 感染。中国现在发现1例还是2例HIV II 感染,好象是在广西。
 
问:那目前的测试能够把两种病毒都测出来吗?
答:都可以。
 
问:感染以后多长时间能够检测出来?
答:两三年以前是在三个月六个月之内。举个例子说吧,外科手术医生给爱滋病病人做手术,手术完了之后发现手套破了,手上有个伤口,这样你被感染的几率就相当相当大。但是在2000年以前没有任何方式知道你是否被感染了,必须等到三个月以后你身体产生抗体以后才能证明。三个月以后你做一次检测,如果你是阴性,你可以松一口气,然后六个月以后在做一次。如果六个月以后你还是阴性,那就说明这次你躲过去了。但现在已经降到两个星期,直接测病毒在血液中的含量,这个一般医院没有条件做可以送到北京做。如果被感染的话,一般两三星期就可以被检测出来。测病毒载量。但是不管结果怎么样,应该马上用抗病毒药,然后两三星期后知道是阴性后再停药。这个国家应该有统一的标准。
 
问:要产生抗体需要多长时间?
答:大概两三个月吧。抗体免疫产生需要很长时间,大约两三个月,细胞免疫不用。细胞免疫在很少时间就能产生。给小鼠注射疫苗需要两三个星期才能测出它血液中的抗体,五天以后你就可以测出它的细胞免疫了。利用这个原理我们发展一个检测盒,测细胞免疫。我们在积极地把这个方法引进到中国来。在非洲也有同样的问题,测一个病毒载体40美金,等于他全年的医疗费。
 
问:抗体免疫和细胞免疫有什么区别?
答:主要的区别在于以前的抗体免疫,你只要把抗原打进去,HLA I把抗原消化成小片断之后, HLA II 就可以把它结合进去,产生抗体免疫。这是直接的。细胞免疫是有HLA I 接受的。HLA I 只接受细胞之内被接受的蛋白,而不接受细胞之外来的蛋白。所以细胞免疫将来的用处会非常非常大,可以治疗各种各样的传染病,还可以治疗癌症。如果有办法让HLA I 来代表体内的癌症细胞,你就可以利用免疫系统来消灭癌细胞。所以很多治疗性疫苗都是通过这个方法,这个项目在国内很活跃。治疗性乙肝疫苗也应该走这条路。现在的疫苗就是预防,没有什么治疗的办法。如果能够把带乙肝的寄主细胞消灭掉,就可以起到治疗作用。我建议如果你们有兴趣搞科研,细胞免疫是今后十年二十年发展最快应用最广的医学问题。现在国内搞的很少,因为搞细胞免疫很贵,而且很辛苦。
 
问:中国现在有11种药物,自己生产的有3种,进口的有8种。这3种药物是疫苗还是抗病毒的药?
答:是抗病毒的药。
问:具体是什么药?
答:都是上海做的。实际上之所以生产这三种是因为这三种专利已经过期了。表面上看中国有三种药,可以进行鸡尾酒疗法。中国对河南因为献血感染爱滋病的人免费提供这个药。如果T细胞在200以上就免费提供这个。这时不安全的假象。表面上看中国可以治疗这个,但实际上从长远看造成的危害更大。因为这三种药是最容易产生抗药性的药。所以有两个问题:第一,你给完药以后三个月以后出现抗药性了你怎么办?你只是为病人维持了三个月的寿命。你没有后续药的接续这个病人你还是没法治,更糟糕的是,这个时候病人体内的病毒都是抗药性的了。在条件不是很成熟的时候引用不是最佳结合的药所产生的负面作用必须得考虑进去。艾滋病治疗的药有百分之五十应该是集中在治疗本身,怎么讲,从美国五个城市作的研究表明,巴尔地摩,旧金山,迈阿密,波斯顿,还有一个中部的城市作的用药的研究,有好多至少百分之五十的接受治疗的人不能够坚持用药,因为鸡尾酒疗法至少三种药,吃的方法都不一样,有的空腹,有的饭后,有的一天两次,有的一天三次,病人一天至少吃三四次药,而且有不同的要求。很少病人能够坚持,一旦不坚持,抗病毒药的特点就是药和病毒在相争,药性一弱病毒就回来,而且回来的往往是抗病毒的。在这五个城市作的测试的结果都是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病人不能够按照规定吃药,就出现抗药性。所以你如果只有三种药,产生抗药性后你怎么办?在美国我们有三十多种药,中国就三种,所以你用的必须非常小心。必须加快步伐,如果你应用这个你必须知道怎么测抗药性的病毒,医生和病人必须有每个星期的互访。第三,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是什么?如果产生抗药性的话,下一步怎么办?所以这些都是一连串的。这确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所以应该尽快把国外的专家都找来,中国在这方面能少走一些弯路,别重复国外犯的错误。
 
问: 有没有单一的一种好使的抗病毒药?
答:有。在阻断母婴传播上就是一个单一药。非常有效,把母婴传播的几率从百分之二十五降低到百分之四。但是只是保护婴儿,对母亲没有任何治疗效果。除了这个以外单药疗法基本上是停止了,不用单药。
 
问:艾滋病病毒产生抗药性的几率有多大?
答:HIV病毒复制的速度太快,所以它产生抗药性的可能非常大,治疗不好造成的副作用和危害更大。还有一个中国将来面临的问题就是机会性感染,艾滋病的机会性感染是你们平时见不到的,比如说嘴上长霉菌,这些霉菌在我们身体正常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抵抗的。T细胞降到200以下人体就没有免疫力了,本来不造成伤害的霉菌细菌都可以造成伤害。这样病例当中就会出现十几种平时你们见不到的病例。这些病例本身就需要一套药物来治疗。这个引进现在也刚开始,所以头疼的时候还在后头呢,假如一个城市有一万两万这样的病人,整个医疗系统都受影响。你们每天见的病人和治疗方案都受影响。
 
问:治疗的标准是什么?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用药好?
答:现在在国外有两种说法。我知道中国是淋巴细胞小于200,我不同意这种说法,因为如果淋巴细胞小于200,这个免疫系统基本上就没救了。病毒每天都在复制,吞噬T细胞。而抗病毒的药是杀死病毒,帮助T细胞恢复得快些。T细胞降到200以后就说明T细胞已经严重受损,在这种情况下,你即使把病毒控制住了,T细胞回升的可能性也很小了,与其这样你为什么不早治呢?在T细胞到500的时候就治,这样你病毒控制住了之后,他的免疫系统还能够恢复。如果你等到太晚的话它的平衡已经被破坏了,你就很难会把它恢复了。目前这种情况比如说河南,国家要负担所有的药物,你这个药给谁不给谁需要有个标准,所以就定在200,这是个应急的办法,不得已而为之。从治疗来讲现在有相当大部分医生采取早治的办法,甚至在T细胞还正常的时候就治,让T细胞和病毒抗争的过程中T细胞始终占上风。我不赞成等到200的时候再治,那实际上是没多大效果。
 
问:在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阻止患者和医护人员之间的感染?比如说作血液透析和其他创伤性检查的时候有什么样的规定?
答:这是很好的问题。以前确实有过这样的例子,牙医治病传染过病人。现在的规则是从保护牙医的角度来讲,如果你手上有伤口的话你最好别做,如果没有伤口的话你要戴双层手套。最危险的是外科医生,美国有这样的例子,艾滋病人受外伤进医院,大出血,急救医生没带手套用手来止血或者戴上手套用手来止血,然后摘下手套后发现手套是破的。防备唯一的办法是戴高质量的橡皮双层手套,如果没有直接的血液接触,对医生来讲应该是很安全。另外日常和病人接触,比如护士照顾他,问诊,看病,应该没有危险。到目前为止没有一例是靠这种途径传染的,就是说这种途径传染的可能很小。一般是高浓度的体液来传染。
 
问:有没有通过医疗器械造成患者和患者之间的传染?需要怎样的消毒方式?
答:按照目前中国的这种消毒方式,造成患者之间的交叉感染的可能性相当小。过去美国牙医用蒸气消毒或者用化学药品浸泡,现在这些都取消了。用高压消毒,在高压下这个病毒的存活率相当小,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防护还是比较可靠的。对医护人员的培训越早进行越好,如果遇到艾滋病人怎么进行自我防护,大概有一天的时间就够了。在美国针头注射完之后不能用手来拔针头,因为用手来拔的时候,如果一忙很可能自己扎了自己的手了。医院应该有应急的药品,一旦出现马上要上药。
 
问:可不可以再给病人做创伤性检查前测试他们是否患有艾滋病?
答:这个绝对不可一。因为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一旦你知道他患有艾滋病,即使医生的职责让你不能对他不采取救治,但是心理上还是不可能没有障碍。以前在美国消防队员和警察都拒绝戴橡皮手套去抓艾滋病人。很容易造成对艾滋病人的歧视。当然保护医生是必须的,但是没必要对每个进来的病人都检查艾滋病。实际上在做外科手术的时候你们可以查,因为做外科手术你们怎么也需要查血,美国在做外科手术时也查,但是查完之后这个信息你不能谁都告诉,有必要告诉主刀的医生。艾滋病人往往有双重的负担,他们受到很大的社会压力,对他们的信息能保护就保护。
 
问:血制品造成的艾滋病感染率有多少?
答:中国是世界上使用血源制品最大的国家。在这方面有相当大的危险。如果厂家没有严格按照国家标准去做,这将是最大的传染源之一。厂家必须得信得过,如果他按照操作标准走,没有问题。他如果操作标准有一点问题,危害就大了。比如说早期美国很多艾滋病人都是用血友病的凝血剂感染的。对于中国一般的老百姓来讲这个危险比吸毒、共用针头、危险性行为的危险性要大。血源制品在中国的用量太大。我不知道这是否可以解释中国有一亿多乙肝携带者。因为这实际上是很令人担心的问题,乙肝疫苗十几年以前就有,可是中国的乙肝携带者的数字就是往上走,这里肯定有哪个环节有问题。艾滋病的传播途径和乙肝几乎就是一样的。
 
问:监测艾滋病的方法有血液的和尿液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答:敏感度还是血液的强,尿液的检查快、便宜、但是假阳性高。如果单单用尿液检测,这个可靠性要注意。假阴性也有,看你怎么做法。但是对于病人来讲假阳性造成的危害最大。社会压力等等,其实我们对假阳性更担心。
 
问:刚才您讲如果医护人员有感染的危险的话应该尽早使用抗病毒的药物,这是指普通的抗病毒的药物还是治疗艾滋病的药物?
答:就是指抗艾滋病的药物。我建议24小时之内最好就开始用药,哪怕你两个星期以后发现虚惊一场。
 
问:如果是被感染了的话,早用药有什么作用?
答:有资料证明早治疗的好处非常大。在病毒还没有真正建立寄主细胞以前用药,有可能T细胞受损的程度最小。但是话说回来,假如被感染的话,这一辈子都必须服药,因为用药的负担太大,很多人早期用药,用药半年以后就停了,结果证明不管你用多少,只要你一停药,两个月以后病毒还回来。这时候有一半的病人这个药就不管用了。这个最头疼,哪怕你再回来再吃药管用,病人至少有一半时间不用吃药,可是事实有一部分病人对所有药都不管用了。这是没有建议早用药的原因。
 
问:鸡尾酒疗法的费用是多少?
答:在美国一开始一年的费用是一万五美金。现在降到五千左右,然后联邦和地方政府有补助,如果是受救济的话一般是可以免费。
 
问:在美国手术病人是否可以做艾滋病检测?
答:如果做必须通过病人同意。急诊病人可以做,但是结果不能跟病人名字连上。为了保护病人隐私。医院有很多条条框框限制什么情况测,即使是急诊进来的病人测了,结果告诉谁,怎么告诉,都有一系列规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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