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财长介绍最近中国之行并回答提问

2007.08.02

美国财政部长保尔森(Henry Paulson)8月1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圆桌会，介绍他与中国政治和财经领导人会谈的情况，并就货币、金融改革和美中经济关系等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以下是保尔森谈话的文字记录和问答摘要。由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翻译。

(文字记录)

美国财政部

新闻办公室

2007年8月2日

保尔森部长在新闻圆桌会上的讲话记录

中国北京

2007年8月1日

保尔森部长：环顾四周，我看到在座各位中有些人已听我介绍过此次访问的情况以及我的感想，因此，我将非常简短地对访问的整体情况作几点评述，然后介绍一下几次会谈的情况并回答你们的提问。我们将有充裕的问答时间。

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战略经济对话(SED)不仅限于一年两次的大型会议。我们有经常性对话，不断取得成果和走向改革的步骤。我来访的目的是巩固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一些成果，并为即将于12月举行的下一轮会议做准备。

我认为，我多年来了解到的一条基本规律是，虽然通过电话可以办成很多事，但如果能面对面地坐下来进行坦诚的磋商会更好。我发现同中国领导人的会谈尤其有益，因为他们很务实，能够进行有进有退的坦诚的磋商。我们在学习，他们也在学习。因此，会谈总体上非常有益。

总体而言，我们讨论的主要问题包括货币改革、升值问题、能源和环境以及消费品安全和食品安全。

我们也举行了良好的单独会谈。让我扼要介绍一下其中一些会谈的情况。

我曾同周小川行长共进午餐。我们谈到了很多经济问题，并比较深入地谈了货币问题，投资问题，主权财富基金问题，以及确保金融体系不被滥用和杜绝不法行为的共同努力。

我同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举行了会谈，主要讨论了扩大市场准入，扩大外国银行的市场准入。

同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的会谈着重于第二轮战略经济对话提出的内容，并就金融业改革进行磋商。我高兴地了解到，他们正在向我们共同确定的日期推进，我们正朝着取消对合资证券公司──合资公司的审批禁令取得进展，他们也在拓宽合资业务范围。

我会晤了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主任马凯并同他共进午餐。我们探讨了一系列问题。我们谈得最多的可能是气候变化问题。我们谈到了布什总统提出的行动计划，他们即将于秋季举行的会晤，以及让主要国家──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与的重要性和切实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依靠协调一致的努力。除非有强劲、富有竞争力和健康的经济，否则就不可能解决问题。此外还必须高度重视低碳技术。

我会晤了国家林业管理局的官员。我们讨论的问题包括可持续采伐，即杜绝非法砍伐，这对于气候变化和应对气候变化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我们还讨论了防护计划。

我同吴仪和胡主席进行了良好的实质性会谈。就这些会谈内容，我也许永远也不能满足你们想要知道的一切，因为这些会谈的真正价值就在于它们是不公开的，如果我们过多地谈论细节，它们就将失去意义。这将有损信心。

不过会谈情况良好。我当然谈到了货币改革问题。

我们首先讨论了战略经济对话的情况。但让我回到这之前，先讲一下我有机会同财政部长金人庆进行的接触，因为他出席了一系列会谈。我们两人同意在10月底召集一次联合经济委员会(JEC)会议，即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会议前后。我们将要探讨的问题包括全球的一些不平衡，而这将引到货币改革、开放投资政策和金融部门改革的问题。

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战略经济对话的目的是管理我们两国间的这种极其重要的经济关系；以一种战略性、前瞻性眼光处理任何一个时期内最重要的问题。

每个经济问题，即使在我们确立战略经济对话以前，都以某种形式得到过讨论，商贸联合委员会(JCCT)、联合经济委员会等，我们在能源、环境及各种经济问题上有着多种对话。战略经济对话从来不想取代上述对话，而是要为那些计划提供指导，帮助确定轻重缓急，始终优先解决任何一个时期内最重要的问题。另外，遵守WTO规章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有解决这类问题的机制。我们在商贸联合委员会和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内设有这类机制。我一向最为关心的是改革和改革的步伐。遵守WTO规章。在我看来，中国为加入WTO而同意达到的是一个最低水准。重要的是何时通过改革超越这个水准。

我再次表示我期待着将于10月底举行的联合经济委员会会议。

现在，让我回过头来再谈谈同吴仪和胡主席的几次会谈，会谈的重点是战略经济对话及其重要性。我谈到了美国的公众情绪、国会的意向以及国会的一系列立法提案，我当然还谈到了货币改革、产品安全、消费者安全以及能源和环境问题。

我就说到这里，现在接受你们的提问。

问：你提到主权财富基金。你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你对他们讲了些什么，以及你是否担心它会损害国债市场？

保尔森部长：有关投资的谈话是与周小川进行的──我们谈到了我已多次在公开场合谈到过的内容，但让我来再说一遍。首先，我强调了我们──美国──会坚持承诺。布什政府实行开放式投资。我谈到布什总统最近签署了海外投资委员会(CFIUS)立法，我认为这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它是一个更理想的CFIUS法案。它着重于国家安全和那些涉及国家安全的每年为数相对有限的投资。在谈到主权财富基金时，我将来源和用途区别开来。换句话说，人们可以讨论是哪些政策导致不平衡和储备积累，但是，一旦一个国家有了储备，我们期待它自然会以符合经济常理的方式投资，获得风险调整后收益。我们欢迎外国对美国的投资，无论是来自主权财富基金或任何外国直接投资。我认为任何一个国家对我国经济或任何经济所投的最高信任票就是进行直接投资。

我们强调了透明度的重要性，不仅针对中国，也针对全世界的主权财富基金。

[……]

问：我能否就你们有关[听不清]讨论提问。你前一次访问曾表示中国可能会[听不清]。

保尔森部长：我要说，在货币问题上，同样也在其他很多改革领域，积极的一面是──我们绝不能忽视积极的一面──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分歧。我听到所有人──一直到最高层──都说他们致力于让货币汇率有弹性，致力于货币改革。我只顺带说一下──作为一个密切关注这个问题的人说一下，汇率在过去一年里，在过去六年里更多地下降了，但我认为不够快。我说，如果他们在短期内加快速度，并且努力采取措施做到在中期内实现市场汇率调节的话，他们以及整个世界的经济都会更好，他们会有更可靠的金融保障和更大的稳定。这就是我为什么如此强调进行金融业改革的原因。

我认为，有竞争性的、有效的资本市场是实现中国更平衡、更高质量的经济增长和市场调节汇率的关键。

问：[听不清]有人担心，股票市场[听不清]总的说来保持强势。他们不愿意[听不清楚]金融改革[听不清]。最好的例子[听不清楚]。你有没有任何……

保尔森部长：我要说，那些最大的改革──我指的是那些重大的改革──将增强金融安全与稳定，因为我相信，一个有着精明的机构投资者参与和健全发展的债券市场的富于竞争性和有效的资本市场将带来更大的金融安全。因此我所讲的改革是，让一流外国公司得到更大准入。

正如我向中国方面强调指出的那样，目前存在着两个问题。一个问题是他们的管理结构、他们允许的产品范围和他们开放各种市场的速度。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允许何种质量的竞争。我怎么也无法理解为什么开展竞争及让一些受中国规章管理的强势公司进来会危及稳定。其实那样会促进市场的稳定。

我认为抵制──说"稳定"好听──我认为抵制来自国内维护自我利益的竞争，每个受市场导向的公司和每个经济领域都会有这种抵制。他们都希望竞争发生在自己的领域以外。各方都想有一点儿保护主义。这就是我对稳定的看法。

问：你提到国会的意向。你回去后能够就这次会晤向──比如向华盛顿的贸易代表──介绍哪些情况，从而使他们推迟采取急剧的行动？

保尔森部长：他们会如何行事，我无法猜测。我只能就此谈几点。

我与国会许多领导人有交流。我理解他们的不安。我与他们许多人有着同样的目标，即希望看到更迅速的货币改革以及中国采取更迅速的行动开放市场。他们知道，我不认为立法是正确的途径。他们知道，我认为取得进展的正确做法是通过双边直接接触和基于多边努力。他们知道，我认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他们知道，我认为我们应该取得更迅速的进展。

我认为立法会适得其反，有损于我们正在努力取得的成果。

但我也向国会领导人解释了我为什么来到这里，正如我向你们所解释的一样，我不必重复。这是上次战略经济对话的后续，为的是筹划下一次对话。

我回去时还将告诉他们，我也向中方说明，当中方来美国时，他们有机会直接听取国会领导人以及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和众议院拨款委员会的观点。我向中方说明了国会的最新动态。我向他们解释了一些国会领导人的观点。我显然说明了这点。我认为，就我所知，国会中不会有人期待我带着某种货币协议返回。他们明白战略经济对话力图达到的目标。与我直接对话的所有人都非常尊重这点。他们中一些人已表示过，正如我尊重地表示我不认为立法是解决问题的途径，我认为应通过直接接触；他们也尊重地表示，部长先生，继续进行你的直接接触，不过我们有着不同的方案。所以，我要同国会做更多的工作。

[……]

问：还是关于货币问题。在你同中国[听不清]的会晤和讨论中，他是否显出中方感到失望，好像总是无法让美国国会议员或[听不清]感到满意？

保尔森部长：我这么说吧。我们在原则上是一致的。他们强调，他们坚持改革，但认为金融稳定也完全同样重要，保持中国的金融稳定对中国非常重要，对美国和整个世界也非常重要。

我说的这些同样的话经常被引用。所以，很多人对中国的担心没有担心到点子上。他们担心中国会在竞争中占上风，压倒世界上所有的经济体，而不知道中国遇到的金融问题会对所有人都造成不良影响。

因此，我确实认为，中国人是耐心的，我相信他们在问自己，他们说，我们已经在货币问题上加快了步伐。我们的稳定不仅对我们重要，对你们也重要。他们还说明──这一点我们也同意，而且也和货币问题同样重要──这不是解决经济不平衡和贸易不平衡问题的关键所在。这是一个因素，但最大的问题是各经济体各自的结构性问题。对中国来说，那就是他们非常高的储蓄率。

所以，出于礼貌，他们不便说出他们失望，但我相信他们确实在问自己，能有让我们感到满意的那一天吗？但话又说回来，我向他们指出，就迄今为止的升值速度来说，没有证据表明，这样做损害了中国经济，如果他们加快升值的速度，我相信这将便于他们采用更传统的货币政策，给过热的经济降温，他们将能使经济更快地向高增值产品的方向发展。

至于中国经济，他们相当大的一部分对美出口产品是在中国组装的。他们是生产链上的最后一环──一个遍布整个亚洲的生产链；他们进口产品、部件，然后组装，他们的产品增值率往往是比较低的。

因此，在他们努力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如果他们的货币能向市场发出信号，将对他们有利。

好了，你们不需要知道所有这一切。

谢谢大家的宝贵时间。

(记录稿完)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http://usinfo.state.g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