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演讲

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大国兴起成为几十年来最重大的事件之一。20年来，中国经济以年均近10%的速度增长，人均产值增长了4倍。根据以现行汇率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今天中国经济的整体规模已居世界第4位，按各国货币国内购买力的差别调整后计算，占世界第2位。随着经济的强劲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根据某些方面的估算，自1978年开始实行改革以来，约2亿中国人口摆脱了贫困(1)。此外，截至2004年，中国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已达71岁，婴儿死亡率下降到千分之26，15岁以上人口的识字率达到90%(2)。这些成就令人赞叹。

然而，按照大多数标准，中国仍然属于发展中国家(3)，尤其是农村和内陆地区的家庭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仍然很低，尽管某些中心城市地区的生活水平已达到现代富裕社会的标准。因此，中国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方面继续保持整体经济的高速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在国内未充份获得经济繁荣的地区促进经济发展。在我今天的演讲中，我想就中国如何继续保持繁荣并增进中国人民经济福祉的问题提出一些看法。

经济成就：市场与生产力

经济学家普遍认为，决定一个国家生活水平最重要的因素是平均生产力水平，或就业人员的人均产值。几十年来中国在这方面的成绩也十分优异。从1978年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至1989年，中国就业人员的人均产值以年均约6.5%的速度迅速增长。1990年至2005年，生产力的增长速度更令人瞩目，达年均9%(4)。

生产力表现强劲归功于多方面因素，如高水平的资本投资、贸易逐步开放和教育体系的巩固等(5)。但是，在我看来，生产力得到持续提高，最重要的原因在于中国逐步但稳健地摆脱中央计划，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1978年，几乎没有任何价格由市场决定，大部份生产都受国家控制和指导。此后，政府减少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缩小了国有企业的比例，允许市场力量在更大的范围内发挥作用。据估算，截至1999年，约95%的零售业价格及80%以上的农产品和生产物资价格由市场决定(6)。

大量的经验表明，现代经济，包括处于初级发展阶段的经济，因具有高度的复杂性，甚难以中央统制的方式实行有效管理。通过自由竞争的市场决定价格具有多方面的重要功能，例如可汇集零星的信息，反映供需状况及特定产品和服务的相对稀缺；引导资源的使用以发挥最大的效能；并为降低成本、创新和创业活动提供动力。

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对保证经济持续发展尤为重要。近几十年来，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可观的进展，最令人注目的是减少了不利于人员在地区、部门和企业间转移的障碍，为决定就业和工资水平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7)。人员从生产力和报酬水平相对较低的农业生产岗位向生产力和工资水平较高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转移，确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农村人口所占比例已从1970年的80%多下降到2005年的60%以下，由此可见几十年来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其他部门转移的规模。

尽管发生了这些变化，不同经济部门间劳动生产力的差别依然很大。例如，据估计2005年农业和相关行业的人均产值约为800美元，制造业、公用事业和采掘业等行业的人均产值约为$5,900美元，比前者高6倍多(8)。再者，中国相当大一部份劳动力(具体指农业部门和效率不高的国有企业劳动力)仍未得到充份使用。因此，进一步调整劳动力的配置，导向生产力较高和正在增长的部门，有可能使经济的整体生产力得到更大幅度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与美国的情形一样，中小型企业可促进创新，有助于建立更活跃和更多样性的经济，同时逐步成为中国创造就业机会的动力。政府可继续减少不利于劳动力流动的障碍，帮助从业人员为适应新工作岗位生产力的需要获得教育与培训，鼓励创业精神和小型企业的发展，以此支持劳动力通过重新配置向高生产力部门转移的过程。

尽管各部门间调整劳动力配置对提高生产力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近年来生产力的提高更多地来源于主要部门内部效率逐步增进，并非由于部门间资源的重新配置。在这方面，市场和竞争再次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因为中国经济向国际贸易与投资开放，而且自中国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来开放程度日益提高，大大有助于动员市场力量为经济发展服务。面对全球市场的竞争，中国的生产者不得不提高效率，改进产品质量，或者依靠自己的力量，或者与外国公司结成伙伴。在中国开展经营活动的全球性公司(或附属公司)为中国引进了新技术和管理技能，促进了国内竞争，有助于中国提高生产力。

国民经济以市场为基础的部份得到扩大，已经产生了引人瞩目的成果，但进一步扩大市场力量的范围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收益。能源部门就是提供这种机会的一个领域。如所周知，中国的能源需求迅速增长，自2000年以来石油消费增加了50%以上。据国际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估计，2006年中国石油的日用量增加了约40万桶，几占全年世界石油需求增长的一半。能源用量迅速增加既反映了整体经济的增长，也体现了能耗相对密集的发展格局。能源领域更多地利用市场定价机制，包括取消对燃料尚存的价格管制，实现电力价格自由化，有利于促进家庭和企业更有效地利用能源，也可鼓励开发新型能源供应，从而促进更清洁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9)。

市场力量指导投资决策的作用进一步扩大，也能带来显著收益。中国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GDP中相当大一部分属新增资本投资，用于工厂、设备和办公楼等，其中部分融资来自大量的商业储蓄(10)。随着投资迅速增长，新增资本是否能得到最有效的使用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一些分析家特别对中国能否充分回收投资提出质疑。例如，1990至2001年，固定投资在中国的GDP中平均占33%左右，同期经济年增长率为10%。2001至2005年，固定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上升到40%左右，但经济年增长率大致不变，说明近年的投资回报率下降。韩国和日本等其他亚洲国家在快速发展时期的情况可作为参照。韩国从1982至1991年，日本从1955至1970年，平均年增长率都介于9%和10%；但在上述时期，两国的投资在GDP中所占比例都在30%左右，低于中国现有水平。在中国某些个别产业，尽管生产力过剩的迹象已经开始出现，大规模投资仍在继续。这可能是资本配置失当的另一种表现。以钢铁产业为例，2002至2005年，过剩的生产力似已扩大两倍，达1.15亿公吨以上(11)。由竞争的金融市场在资本配置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有可能提高投资回报率并降低风险，避免因不经济的投资加重不良贷款问题和导致未来金融形势不稳定。投资决策以市场信号为依据，还更有利于核算各项与资本匹配的投入，如劳动力(在中国相对充裕)和能源(相对匮乏)等(12)。

中国为进一步依靠市场决定投资配置采取了初步措施，如批准并开始放松对股票市场的限制。中国还巩固了银行体系，具体措施包括加强监管，解决大量不良贷款的问题，允许国内机构与外国银行合作，更多地按市场规律规范银行借贷。上述趋势都是积极的，但还有大量工作有待完成，例如需扩大可供储户和借贷方使用的金融工具种类；进一步采取措施要求信用评估和授信以健全的经济指标为依据；促进银行和金融业的竞争；提高消费者和小型公司可获得的授信额度；取消现存的利率管制措施；取消影响资本投资数额和结构的定量措施和行政手段。最后，资本市场必须以合理的制度为基础才能有效运转。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清晰、会计标准透明、公司管理良好、对银行和市场实施有效监管、一贯坚持履行合同的要求以及允许亏损企业申请破产的有序程序，都有助于促进有效率的投资。中国为建立上述重要机制取得了进展，继续强调这些领域的工作可取得重大的长期经济收益。

宏观经济政策

谈完了微观经济，再谈谈宏观经济。我认为中国可通过改善经济管理手段获得成效，特别重要的是货币和财政政策。有效地利用宏观政策手段有助于缓解全球或国内需求的短期波动对增长的影响，从而将通货膨胀稳定在低水平，增强经济的稳定性。经济环境稳定从一个方面减少了发生重大危险的可能，可促进创新和增长。作为一名中央银行官员，我的讲话将以发展货币政策为重点(13)。

中国人民银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拥有实力，在全世界享有信誉。不过，只有在金融市场得到充分发展，货币管理机构的利率决策对经济活动产生的影响既合理又符合规范的情况下，货币政策才能发挥作用。因此，建立可靠的"货币传导机制"(monetary transmission mechanism) 是改革和加强中国的银行和金融市场的另一个手段。借贷和投资决策对利率的反应越敏感，货币政策对投资和总需求的影响就越大，无需进行定量控制。此外，如果资金按市场原则配置，则只有预期的风险调整资本回报率(risk-adjusted return)高于相应市场利率的项目才可能得到实施。举例而言，如果中央银行上调利率，市场即可确定由回报最低的项目承担因此出现的投资放缓的后果，无需待官方进行判断。

提高汇率的灵活性也可加强货币政策的效果。在(中国对外贸易顺差及外国购买人民币计价的资产造成)资本流入的情况下，为了保持人民币紧盯美元的现状，中国人民银行必须干预外汇市场，出售人民币购买美元，结果导致国内货币供应增加。中央银行只有向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投资者出售债券换回人民币，才能抵消购入美元对货币供应造成的影响。这种措施通常被称为"冲销"(sterilization)。如果央行购买美元造成的影响不能定期得到冲销，货币供应就可能超过所需要的水平，可造成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

到目前为止，中国人民银行的冲销操作基本上获得成功，但继续采用这种对策必然会遇到问题。如果汇率和国内利率保持接近目前水平的状态，刺激资本流入的因素及因此继续干预和冲销的需要就无法消除。已发行冲销债券的价值也会相应继续快速上升。这些债券有可能取代银行和民间投资者可能持有的其他资产，对民间金融市场的成长和发展形成潜在的干扰。此外，有关人民币被低估(我还会谈到这一点)的看法推波助澜，造成更多的资本流入，因为投资者希望在人民币今后升值时获得资本收益。这种投机性流入只能增强干预外汇市场和冲销的必要性。

长期而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现代化要求大幅度放宽目前对流入及流出中国的金融资本实行的种种限制。如果人民币汇率的浮动仍被局限在狭小的范围内，从而助长巨额资本的流动，那么中国人民银行可几乎完全丧失利用货币政策稳定国内经济的能力。例如，只要人民币利率高于美元利率，就会引发大规模资本流入。人民币进一步升值，同时扩大汇市浮动区间并以市场决定汇率为最终目标，可实现有效和独立的货币政策，有助于促进中国未来的增长和稳定。

从制度方面看，中国会认识到，中央银行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在一定程度上不受短期政治因素的影响，就能够增强央行保障物价稳定和促进稳定增长的能力。其他很多国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当然，长期来说中央银行仍必须对政府负责。

贸易、吸引资本和逐步以内需推动增长

中国发展战略的一项要点历来是开放贸易和吸引资本。例如，目前中国进出口产品总价值约占GDP的三分之二。对于中国这样幅员广阔的国家来说，这个比例很高。中国加入WTO对于促进贸易特别有利：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出口额按美元计算平均每年增长30%左右，而在加入WTO以前的5年内，平均每年增长约12.5%。中国占全世界总出口的比例从1985年的1.12%上升到目前的约7.2%。中国贸易的大约一半属于所谓的加工贸易，即进口零部件和材料(大多数来自其他亚洲国家)，在中国进行加工或装配，然后再出口最终产品。大量经济研究表明，开放贸易可促进增长(14)。贸易促进增长，不仅可通过比较优势的传统原则实现，而且还因为贸易的影响可活跃市场竞争及促进技术和知识的转移等。

中国吸引投资的工作也获得了成功，特别是在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方面。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从1986年的大约20亿美元上升到2005年的72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全世界继英美之后第三大接受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15)。外国直接投资带来了新技术、新产品和经营方法，有利于中国的发展(16)。外国对中国证券的投资也显著增长，2005年已达220亿美元。

众所周知，今天中国出现了大量贸易和经常帐户顺差。出现这些对外经济顺差的原因之一是，中国的储蓄率相当高(17)。中国的国民储蓄率甚至超过了国内投资率，因此有大量的资金可注入全球资本市场。根据中国的国际收支表，中国的资金净输出额(即购入的外国资产)等于中国经常帐户的顺差。输出资金中有很大一部份属于为外国提供资金购买中国的净出口产品(对外贸易顺差)。中国家庭的高储蓄率和相对应的低消费水平，抑制了进口需求，迫使国内企业转向海外寻求市场，结果促成了对外贸易顺差。

在美国出现大量贸易和经常帐户逆差的情况下，中国的对外经济顺差正在助长当前全球的不平衡。很多经济学家和决策人都认为，不平衡状况不可长此以往。中国领导人已经认识到鼓励进口和加强中国国际贸易平衡的重要性，2006-2010年的五年计划也纳入了这些目标。我认为，中国降低对外经济顺差不仅可促进全球金融稳定，而且符合中国本身的经济利益。

中国广泛参与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但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在于提高国内生活水平。今天，中国GDP的一半左右属于投资和为世界其他国家生产净出口产品，只有余下的一半可供消费，其中包括政府开支。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去年中国的家庭消费只占GDP的38%，低于2001年的45%。作为参照，现有的最新数据表明，2004年印度家庭消费约占GDP的60%。当然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例偏低也是与高国民储蓄率相对应的现象。

以增加家庭消费为目标的政策显然对中国人民有益，特别是有助于人们提高生活水平，更广泛地享受经济发展的成果。这类政策还可通过减少储蓄，增加进口，帮助中国降低经常项目和对外贸易顺差(18)。更大程度地依靠国内需求，不再通过净出口推动经济增长，还可降低全球需求波动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如何才能将更大一部份产出导向国内需求？对此，提高汇率的灵活性也有所助益。随着中国对外贸易顺差不断扩大，很多分析家认为这是因为人民币币值过低(19)。最近的情况的确可能更形恶化；由于人民币与美元挂钩，5年来贸易加权的实际汇率已下降了约10%(20)。加强人民币的地位可使进入中国的消费品(及资本货物)的价格降低。在更大范围内由市场力量决定人民币的币值还有助于减少中国经济一个严重扭曲的现象，即被低估的货币为中国某些企业提供了实际补贴，这些企业以出口为重点，而不是为国内市场进行生产。减少这种实际补贴可引导更多的企业转向为国内市场生产，有利于国内消费者和企业。减少为出口提供的隐性补贴也可增强长期的金融稳定：中国如果过度投资在依靠低汇率保持经济活力的出口行业，人民币未来的升值可能导致这些行业生产能力过剩，结果使经营回报下降，不良贷款增加。

尽管提高汇率的灵活性颇有助益，但为了减少对外经济顺差，改善中国家庭的福利，最直接和可能最有效的途径是，采取措施降低与国内投资相对应的国内储蓄(21)。目前国内储蓄为什么如此之高？家庭储蓄率高，甚至十分贫困的家庭也是如此，很可能反映了中国"社会安全网"相对薄弱的状况。例如，医疗保险仅惠及人口的14%左右，养老金计划(只相当于退休前收入的约20%)仅适用于经济活动人口的约16%(22)。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教育、健康、养老金和补助、社会保险等方面的开支总额仅占GDP的约4%，低于收入水平相当的其他大多数国家。中国家庭因缺乏强大的社会安全网，需要保持很高的储蓄率为自己老年生活提供保障。

持续实施扩大社会服务的计划有可能促使中国降低储蓄，提高生活水平，同时降低中国的对外经济顺差，尤其是增加政府在健康、教育等方面的社会服务开支可同时提高家庭消费和政府消费，从而降低国民储蓄。为扩大社会开支筹集资金的途径之一是，可规定国有企业向政府交纳更多的利润。据我了解，目前有关方面正在对这项措施进行考虑。实行金融改革，增加居民获得抵押贷款、私人保险和其他种类消费信贷的途径，也有助于提高消费所占的比例。

如上所述，中国领导人已确定，降低贸易和经常帐户顺差是重要的政策目标。此外，中国政府认识到，通过扩大消费和社会安全网可大大促进这些目标的实现，为此采取了各种降低税赋和增加社会开支的措施，或者提出了采取有关措施的建议。中国政府还宣布需努力提高农村和内陆地区的生活水平。判断这些计划是否成功显然为时过早，但这些工作具有建设性，应该得到支持。

结论

今天我谈到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以来已经取得显著的经济成就。在更大程度上依靠市场，同时扩大贸易和资本流动，已促使产量和生产力增长，进而大大提高了生活水平。进一步依靠市场，特别是依靠市场实现资本投资配置，有助于经济继续强劲增长。更大程度地发展宏观经济政策手段，可维持低通货膨胀，增强经济稳定，也有利于保持稳健增长。

中国还面临着一些明显的风险和不平衡现象。主要的风险可能在于，资本配置的效率未达到尽可能高的程度。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汇率低于应有水平，同时资本市场虽迈出了积极的步伐，但仍然受到扭曲，发展也不健全。资本如配置不当，不可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回报，反而有可能导致增长减缓和未来的金融重负。另外，由于缺乏可靠的货币传导机制，汇率相对不够灵活，中央银行无法发挥维持低通货膨胀率和稳定经济的能力，货币政策可能因此受到挚肘。

主要的不平衡在于中国GDP的构成过份倾向于投资和净出口，忽略国内消费和政府提供的社会服务。加强这方面的平衡可以改善中国人民的福利(通过增加消费和社会服务)，也有利于增进全球的金融稳定(通过降低中国的经常帐户和贸易顺差)。中国政府为减少这方面的不平衡，已采取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增加家庭消费的措施。我希望这些努力能获得成功。

中国的发展和向全球经济开放还在很多方面有利于美国。现在中国是美国的第二大进口来源；这方面的进口使美国家庭以较低的价格购买消费品，美国企业也以较低的价格购买中间产品，从而提高了美国国内的实际收入。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和出口而言，中国还是一个日益成长的市场。自中国加入WTO以来，美国对华出口增长了一倍以上。随着中国进一步发展，中国家庭和企业需要种类更多的商品和服务，工业化国家的生产者会得到更多的机会，对美国的生产者来说也是如此。与此同时，贸易虽可带来各种利益，但因生产形态和消费形态发生变化，的确会造成某些工人和企业的失衡。美国在政策方面遇到的挑战是，帮助那些因为贸易受到不利影响的方面，同时保持开放贸易为整个经济带来的广泛收益。

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关系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两国互动对双方都颇有裨益。但是严峻的挑战也同时存在，要求两国解决能源、环境、知识产权和全球不平衡等方面的问题。对于全球不平衡的问题，我谈到中国可以采取一些措施，在鼓励国内消费的同时，减少其本身导致不平衡的因素。美国也必须尽自己的力量，特别是需要提高国民储蓄率，避免保护主义。融合程度越高，相互依赖性就越强，肩负的责任也越大。我希望我们两国竭诚努力，以合作的精神迎接共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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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1. Bergsten and others ( 2006), 第3页

2. 世界银行 (2006).

3. 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2005年的数据表明，中国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约为美国的六分之一，按现行汇率计算约为美国的二十五分之一。

4. 生产力增长水平由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根据中国有关产出和就业的数据计算。因生产力很难测算，这些数据只作为约数供参考。1990年采用新方法调查就业情况，当年的数据序列为此出现间断。

5. 例如Bergsten and others (2006)第2章分析了中国经济增长迅速的原因。

6. Lardy (2002), 第25页。

7. Brooks (2004) 提供了近年中国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部份详情。

8.按现行汇率计算，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统计办公室有关产出和就业数据为依据；全国性数据来源于中国电子行业信息网数据库。

9. 为解决取消燃料价格管制对贫穷家庭造成的不利影响，直接现金补助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10. 世界银行的研究人员认为，目前工商储蓄为中国绝大部份商业投资提供了资金(Kuijs, 2005)。 某些专家对此提出置疑 (Shan, 2006)。Hoffman and Kuijs (2006)专述有争议的各种问题。

11. 以国家统计局有关产量和生产能力的数据为依据。

12. 市场决定资本配置并未考虑到环境等外部影响，除非采取排污许可证交易等辅助机制。

13. Goodfriend and Prasad (2006) 对中国银行和金融体系及有关执行货币政策的问题进行了有益的论述。

14. 例如可见 Sachs and Warner (1995), Frankel and Romer (1999), and Wacziarg (2001)。

15. 2005年，英国超过中国和美国，成为全世界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最大的国家。2004年，中国位居第二，仅次于美国。

16. 有关外国直接投资和中国经济增长相互关系的论述，见Zebregs (2002)。

17.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2004年中国的国民储蓄率为41%，2005年为47%。最新详细数据表明，截至2003年，家庭储蓄占国内储蓄的42%，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政府分别占国内储蓄的36%和22%。(中国国家统计局，2006)。

18. 例如可见Lardy (2006)有关中国须转向以消费促进经济增长的翔实论述。

19. 例如可见Goldstein (2004) and Anderson (2006). Dunaway and others (2006)，就通常使用的替代方法和假设对估算中国均衡实际汇率的影响进行了有益的分析。

20. 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对2001年11月至2006年11月期间的估算。

21. Kuijs (2006) 阐述中国储蓄和投资的来源与结构。

22. Bergsten and others (2006)， 第28页。

(完)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http://usinfo.state.gov